從科技到玉山,為什麼都像老鼠會?

文/何宗武 世新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特聘教授

因為殖民地的政治經濟歷史,戰後的台灣經濟社會發展一直相當的畸形:左腦想的是計畫經濟,右腦想的是自由經濟,做起來則是不濟於事。例如,台灣的銀行體系一方面像日本德國的綜合大賣場,一方面又學習美國業務分離式的金融監理。大學呢?經濟學博士教授群都會大聲合唱自由放任,譴責政府干預是一種保護主義,是導致市場失靈的社會主義;私部門那隻看不見的手,才是市場經濟的上帝之手,也就是價格機能(Price Mechanism)。事實呢?政府作莊的大學才是最好的大學。沒有一個國立機構的經濟學者會主張扶持高教私部門,並讓其壯大;嘴上講自由競爭的人,骨子裡卻是社會主義。社會上,政府一方面推動同性婚姻與多元成家,一方面又喊生育率不足將有損國力。畸形的制度養成畸形的政客和畸形的學術人格。

玉山計畫引起的種種討論,本校社會心理系的詹昭能教授多次於公開平台檢討其內涵,本文就不贅述。然想要指出的是科技發展和玉山計畫,問題本質都是一樣的:都是文化上的思想獨立問題。除了本土的文史哲,學術研究的最高準則就是歐美期刊,因而養成了學術殖民地的依附視野。學術發展要能創新,文化上的思想獨立性乃是必要條件。當我們的科技應用沒有創意時,就容易去找在西方沾水的華人來畫大餅給我們看,或重金邀請歐美專家來台灣指點迷津。仔細看看他們講的內容,不都是老生常談嗎?

這樣就衍生出老鼠會的特徵:你付錢我告訴你,這個技術很重要;你再去讓別人付錢,告訴他這個技術很重要。結局就是我們連潛水艇的自製能力都沒有,連整套能源產業發展政策都沒有。

FinTech乃至AI 都是技術外衣,核心是創新的洞察力科技創意沒有獨立的文化視野,創新就沒有文化洞察力;沒有文化洞察力的創新,其實就是加工模仿的代名詞。台灣近數十年來的依附型科技發展,所呈現的問題就是不斷創造花俏的新術語,把科技產業變成流行產業。從奈米到雲端,一路走來。

第一個問題就是大數據。Big Data多在硬體端做蛇吞象式的「比大小」,殊不知「由大返小」才是實質研發要做的事,對決策有用的資料範疇,往往不大。因此,大海撈針的藝術,才是回歸問題的本質。就像沒有人慢慢讀一本書,再大的圖書館也不就是個空間。沒有小數據的思考厚度,再大的資料庫也不過就是個倉儲。何謂大人?身高很高?體積很大?年齡很高?還是什麼?科技的種種發展問題,就像用外在的年齡層,區分心智上的成年和未成年一樣的荒唐。

第二個問題就是金融科技或工業物聯網。產官學嘴邊上喊的FinTech也只算BankTech,就是金融機持續e化,繼續電子商務模式;然而,實質的FinTech則該是類似Uber的概念,是由資訊端發起的創新金融中介(Innovative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關鍵點在「資訊中介如何讓目前的金融不可能,變成金融可能」。不是「記帳」,也不是「轉帳」,更不是「討帳」。

從大數據的機器學習到深度學習,再嘶喊AI人工智能大未來,都是這樣的一個技術導向的淺碟思考。我們可以觀察這幾年來台灣從南到北成立的各種相關中心和學程,基本上都是技術導向:程式語言,計算機原理,演算法等等……。寫程式是一個高度SOP的流程性工作,但是洞察力卻不能由SOP製造出來。問題不是單方面的技術,不是大家寫程式。是科技人的文化厚度,和文化人的科技素養。

在科技的創新上,明朝的東西廠都比現在的FinTech/Big Data要創新的多。基礎研究務必是返璞歸真,數理統計的一個方法論思維:若資料不是常態分佈,則發現一個轉換(transform)讓資料的常態性質呈現,會有實質貢獻。喧擾的科技市場,返璞歸真才是教育的基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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