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男孩所激起的教育性娛樂思考

文/李佩雯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

身為傳播教育者,我總是時時提醒自己不可無知於現下媒體的流行話題。於是,暑假的第一周,我就上網追起《花甲男孩轉大人》(後文以「花甲」代之)。這部戲的好,收視率說明了一切。花甲所隸屬的植劇場,所有八部高品質台劇也如願登上全球網路電視龍頭Netflix,開始在八月份於世界各大地區播出。讓人不禁大讚,台劇終於出頭!

花甲的成功不只是因為靈活生動的角色們,還有對白、故事貼近台灣人民的生活現狀。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劇中年長與年輕世代之間對於同性戀議題與性別角色二元刻板的來回對話與論辯。過去我在其他台劇中覺得僅僅點到為止的社會問題(例如:重男輕女、家暴、財產繼承)與性別平等價值觀,似乎在花甲中都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再現與討論。我很好奇,看完花甲,台灣人對這些社會價值的態度上改變了多少?

這份疑慮也把我帶回博士班一年級的課堂。當時教授「傳播與社會發展」(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的任課老師是Dr. Arvind Singhal,一位來自印度、謙卑、提攜後進的傳播學者,他同時也是全球研究「教育性娛樂」(Entertainment-Education)的重要專家。根據Singhal & Rogers的定義,教育性娛樂即「有意圖地將設計過的教育性內容置入娛樂型訊息之中,以教育融入娛樂的手段,達到增進觀眾的知識教育,創造期望的態度,與改變行為的目的」。換言之,教育性娛樂可達到傳遞重要社會議題與改變行為、態度等說服性功能。西方國家早期將教育性娛樂運用於政策倡議,例如:家庭計畫、HIV/AIDS防治、母子優生保健、性別平等、環境保育、提升識字率等。

教育性娛樂在紀載上最早起源於1951年由英國製作的廣播劇(radio soap opera)《弓箭手》(The Archers),此劇帶動了西方娛樂融合說服性訊息的風潮。隨後,在連續劇和流行搖滾樂領域中運用教育性娛樂概念最著名的例子,實屬墨西哥1970年代知名的電視製作人薩比多(Migual Sabido)。據說薩比多當時受到1969年祕魯竄紅電視劇《瑪麗亞》(Simplemente Maria)相當程度的啟發。該劇主角瑪麗亞是一位從鄉下來到城市裡打拼的年輕幫傭,白天工作,晚上再到夜間部進修文學課程,後來如願成為一名白手起家的名服裝設計師。《瑪麗亞》當時紅遍拉丁美洲,戲裡的女主角勤奮的工作態度與努力不懈的精神,深受拉丁美洲觀眾的喜愛,只要這部戲在南美洲國家上映,便立刻激起年輕女性自主求學的動力(尤其是裁縫課)。這部連續劇所造成的模仿熱潮薩比多都看在眼裡,日後影響了他製作無數暢銷電視節目,同時聚焦某些社會議題,以改變觀眾的行為態度。

時至今日,教育性娛樂的成功案例可見於全球各地的影視產業。諸如:探討新科技如何形塑人類行為的英國警世劇集「黑鏡」(Black Mirror);促成韓國性侵害防止修正案的小說改編電影「熔爐」;台北矯正署出品的受刑人生命教育新作「鹹水雞的滋味」(本屆台北電影節最佳短片)等。我認為,說服性訊息的形式與載體當然不必然限定於連續劇或電影,亦可多管齊下,結合多元創作媒材,像是台北當代藝術館搭配台灣同志婚姻釋憲案通過,九月份即將推出的《光‧合作用–亞洲當代同志議題展》;或者是針對主題邀請網紅製作創意短片(例如:世大運宣傳),以激起高度話題性討論。

從上述教育性娛樂的產製範例中,我試著想像教育性娛樂做為大型產學合作傳播計畫的可能性。這類計畫可應用於政令宣導(年金改革、一例一修、同性婚姻合法化)、醫療教育(正確認識愛滋病與去除污名)、科學與法律素養深植、跨文化知能建構(消弭族群歧視)等,以協助台灣目前烏煙瘴氣的政策推行與官民溝通。為了避免單向傳播、教育性內容枯燥等弊病,產業與學界應至少注意(1)以觀眾為主體(audience centered),甚至可安排目標閱聽人(target audience)參與題材創製,務使訊息內容更貼近常民生活;(2)結合跨領域長才,例如:人文、醫療、行銷、說服與溝通;(3)整合傳統與現代的收視平台,讓訊息在不同年齡層間交錯出現。這樣的產學合作計畫需要更多縝密的研究來提升其效果與可行性,其研究與計畫成果將來也可作為教學之用。

我想說的是,花甲演完了,但是台灣的教育性娛樂產學計畫才正要開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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