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教改不顧民間反對,當然會失敗」台大教授:應該借鏡芬蘭、德國這種模式

芬蘭教育非常有名,「芬蘭神話」在台灣曾經成為熱潮,教改25年也多所取鏡芬蘭,但是卻未能改落實芬蘭教育的真正精神。談到教改與國外的差距,國教行動聯盟理事長王立昇以芬蘭及德國為例看台灣,「由於台灣的申請入學是看選課、社團等申請資料,可能會產生有興趣卻沒能力的結果,所以休學率從20人中1人提高到6人中1人。」

「芬蘭神話」曾在各項教育改革議題中成為模仿對象,從教授到高國中小校長、主任,也一直討論芬蘭經驗,芬蘭經驗移植到台灣後,卻在十二年國教中屢遭挫敗。很大的主因是芬蘭是社會主義國家,強調對人的尊重、社會福利與社會公平的理念,教育計畫著重在12歲以下小孩的教育,幫助「孩子成為他自己」。

唸力學卻投身教育 初衷只是「我是家長」

王立昇是台灣大學應用力學所教授,並不是學教育,投身教育改革的初衷,只是因為自己是家長,當時考試遇到同分要抽籤,讓每個家長都很恐慌,他才站出來為家長發聲。

國教行動聯盟理事長王立昇投身教育改革的初衷,只是因為自己是家長。(立報傳媒記者黃健芳攝)

「83年教改不是全錯,只是沒有掌握民情。」王立昇說,芬蘭高中「無年級化」,讓學生修讀得快就先畢業,每個人讀2年到5年畢業,從實驗到全面實施歷經18年,直到1999年才立法通過實施,「推動教育改革就是要慢慢來」。

王立昇表示,教改的優點是強調減輕壓力、快樂學習,方向是對的,但是減壓不能無壓力,多元也該是往適性方向,由於每個人智能不同,每個人都希望成為各領域狀元,讓以如何做到公平公正公開,不要讓機會主義者使得機制惡化。「台灣教改完全沒有掌握民情,政府推動不顧民間反對的聲音,當然會失敗。」

在芬蘭很難當到老師,社會地位很高,和醫生、律師同等級,因此有很多真正對教育有熱忱的人去當老師。(取自Pixbay)

芬蘭的教育體制另一個重點是嚴格篩選師資培育生,在過程中培養教師的專業能力,芬蘭從1960年代到1970年代推動教育改革,亦改革師資培育方式,國民教育師資提升由大學院校培育,8所大學成立碩士學位師資培育課程,另外4所大學提供教師進修與研習課程,全國各地總共有12所師培機構。

芬蘭老師地位高 限定碩士才能當

談起芬蘭教育,王立昇首先推崇芬蘭教師素質很高,「芬蘭在1973年推動,老師一定要有碩士學位,1978年立法通過碩士才能當老師。在芬蘭很難當到老師,社會地位很高,和醫生、律師同等級,因此有很多真正對教育有熱忱的人去當老師,而且芬蘭會依5年後的教育需求,來選擇進入師培的人數,不會有流浪教師的問題。」

王力昇說,台灣剛好相反,1990年代開放師資培育,當時是想法是有更多人投入師培,就可以挑到更好的,但是現在變成100人是應徵1個,其中99個是不會應徵上,很多人就選擇不當老師,就算真的對教育有熱忱的人,也會放棄。

德國小學四年級 就開始分流教育

除了芬蘭,另一個教育大國是德國,德國的技職教育與普通教育,讓德國的工匠精神為世所稱道。德國因為重視實用的技職教育,小學五年級就升上中學而分校,中學以後,普通高中要唸八年制或九年制的高中,是以上大學為目標的教學導向,不然就是走技職體系。

德國因為重視實用的技職教育,小學五年級就升上中學而分校。(取自Pixbay)

王立昇亦十分推崇德國的教育,他舉例,當初歐債風暴時,梅克爾和「歐豬四國」葡萄牙、義大利、希臘與西班牙提援助計畫時,其中一項就是要求教育要有「二元分流制度」。像是德國小一、小二的時候就有機會探索自己,小三老師就會和家長分析,小四就決定要走學術或是技術路線。

王立昇說,心理學家認為人在0-10歲的階段,發展就成熟了,10歲其實就已經知道自己的能力。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考試也是能力的標準,像是數學考的好是一種標準,「由於台灣的申請入學是看選課、社團等申請資料,可能會產生有興趣卻沒能力的結果,所以休學率從20人中1人提高到6人中1人。」

日本寬鬆教育20年 如今後悔調整

台灣教改強調減輕學生壓力,王立昇笑談,「日本20年前推出『寬鬆教育』,圓周率只教到3,不用背到3.1415。後來日本發現學生落後歐美、芬蘭等,在2016年又做調整,增加更多知識,就像東大也是97%由考試入學。」

國教盟對於未來的教育願景,王立昇希望能夠落實適性教育,從「小學探索、國中輔導、高中分流、大學專業」的目標前進,提供適度壓力,強調知識提供。大學也不能無限制開放科系,會造成孩子浪費時間、國家浪費資源,要把產業界需求納入考慮,推動計畫教育,視產業界的需求,培育出對應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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