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學術糾纏不清,大學如何有國際競爭力?

/詹昭能,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系主任、社會愛情教育與研究中心主任

最近台灣高教特別熱鬧,為的不是學術研究,也不是卓越教學,而是堂堂大學校長遴選;好不容易陽明大學校長爭議總算搞定,如今不僅台大校長遴選一波三折,報聘公文還卡在教育部「人事處」!?文化大學校長爭議持續延燒,高醫大校長問題也不惶多讓。緊接著,政大校長遴選也急著「上場」。

天啊!沒完沒了耶!長此以往,試問台灣高教競爭力如何提升?台灣高教的未來究竟何在呢?唉!

以其中最「精彩」的台大「案」來說,除了輿論正反兩面的論戰,一方面有校內外龐大學界人士的聯署支持行動(2018年1月31日聯合報記者馮靖惠即時報導;2018-01-30世界日報記者李榮巴洛阿圖報導)。另一方面又有多位校內師生以及不少校外支持人士強烈批判校長遴選過程,甚至要求發生爭議的遴選委員會停止運作,更呼籲教育部不能核定有校長遴選結果(2018年1月31日自由時報記者鄭鴻達、林良昇台北報導;2018年1月29日自由時報記者林曉雲台北報導)。

早在1月8日銘傳大學新聞系主任孔令信就在「風傳媒」發表專文,「從台大校長遴選看台灣『好選好鬥』成風」。2月3日交通大學物理研究所及電子物理系教林志忠又在「風傳媒」發表短文表示,為了台大校長遴選,「台大師生與台灣社會荒腔走板」。他們「言過其實」了嗎?一點也不。除了公私立大學校長遴選,其他民間組織有如文化總會會長、國語日報董事長、婦聯會主任委員、、、之爭,不也都是如此的戲碼嗎?最令人難過的,以追求真理為使命的學術界竟也淪落至此?

返台參加中研院年度院士遴選會前會的中研院院士項武忠,接受聯合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台大現在國際學術界的聲望走下坡,原因之一是台灣一直搞內鬥(201年2月24日聯合晚報記者王彩鸝台北報導),誠哉斯言。

面對此情此景,身為學界一員,豈能無言以對?試問大學校長遴選問題「剪不斷理還亂」,究竟怎麼回事兒?為什麼以前不會有的問題,現在通通出籠?為了避免台灣高教持續向下沉淪,試著從社會心理學觀點加以剖析。

社會心理學強調,任何人任何時空的任何行為都是個人因素(例如個性、情緒)與環境因素(例如家庭、學校、社會影響或社會文化)交互作用的結果。同樣的,任何社會事件或社會問題,也是個人(相關當事人)因素與環境(當時社會氛圍或歷史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的「產物」。以這些大學的校長遴選問題來說,個人因素(例如校長人選)為何?環境因素(例如學校、主管機關、社會大環境)何在?個人因素與環境因素又如何交互作用的?

一、個人因素論:「理性vs.感性」問題

我們以為人都是理性的動物,其實多半是「認知的吝嗇鬼(cognitive miser);面對或評析問題,往往吝於蒐集完整訊息,即驟下論斷。尤有進者,很多人以為以追求真理為使命的學術界,凡事講求證據;大學教授必然「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然則實況並非全然如此。

例如這些日子來,不管文大、陽明大學、高醫大或台大校園,也無論是支持或反對當選人者的發言,儘管聽起來批判性十足,論斷是非也似乎有憑有據,可惜多半僅就問題的一端發抒,欠缺全面觀照;甚至於為了捍衛情有獨鍾的對象,不惜出以情緒性的批評與論述。「人言言殊,莫衷一是」的眾聲喧嘩景象,乃在意料之中,不是嗎?

那些信誓旦旦者的不完全理性甚或是情緒性論述,進一步追究其源頭至少有數端:

  1. 論者對於吾人的「有限理性(limited rationality)」認識不足,對於自己的理性也顯得過於自信,更忽略了人類「沒有理性的感性」作用力。
  2. 對於「自我中心」的行動反省不足,因而言行舉止無不顯得心理只有「我」沒有「我們」,更沒有「他」或「他們」。
  3. 在升學高度競爭的學習環境中成長,養成單打習性獨鬥,對於人類的社會性需要,乃至於職場(包括學術研究)的團隊合作優勢體驗不足,因而顯得與人鬥爭成性。

二、環境因素論:校園內「政治介入」問題嚴重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表示,台大校長遴選風波,看出「政教分離」的重要(2018年2月1日聯合報記者王彩鸝即時報導)。面對近日台大校長遴選爭議,清華大學校長賀陳弘受訪時也表示,學術和政治要有分際。他強調,處理政治事務的人,要有足夠的警覺性,盡可能不去涉入大學事務(2018年2月2日聯合報記者馮靖惠即時報導)。兩位國內外大學領導人的含蓄說法是偏見嗎?Of course not!

儘管面對台大卸任校長在新春團拜時,批評教育部遲不核定新校長管中閔是玩法弄權、戕害大學自主時,教育部次長林騰蛟昨回應表示,管中閔兼任台灣大獨董的資訊未揭露,是否影響遴選結果仍待釐清;身為主管機關,教育部須依法行政,絕沒政治力介入,也沒有玩法弄權等情事(2018年2月22日聯合報記者吳佩旻馮靖惠台北報導)。昨天面對立法委員質詢時,行政院長賴清德表示,教育部處理精神就是「依法行政」、「公開處理」;教育部部長潘文忠也重申尊重大學自治(2018年3月6日聯合報記者胡宥心即時報導)。

另一方面,讓我們看看教育部一再強調的,國立大學校長遴選作業所依循的大學法第九條及其授權訂定的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無論是大學法第9條:「新任公立大學校長之產生,應於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由學校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出校長後,由教育部或各該所屬地方政府聘任之。」還是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2條:「各大學應於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遴選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任。」我們真的很難看出教育部有一再要求台大釐清的權限。

反倒是教育部始終派出人事處長要求台大的「行徑」,嚴重違反行政體制。台大政治系教授石之瑜,2月11日在聯合報撰文指出,「台灣的大學自治,輸給一國兩制的香港」。如此比喻或許顯得誇張,重點是在台灣,干預大學自治的制度管道,可以低到教育部底下的處或室-教育部的人事處、高教司與法制處。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前校長莊淇銘在2018年2月11日在聯合報撰文,指出教育部在此次台大校長遴選的過程中之表現,可說荒腔走板,顛倒黑白,還呼籲「台大要拿出風骨」。是啊!「號稱」是台灣高教龍頭的台大,連校長遴選都顯得如此難堪;連大學該有的基本尊嚴都沒有,難怪怎麼都比不上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或香港科技大學,更甭提甚麼世界一流大學了啦!

事到如今,「台大校長會是誰?」顯然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即便是台大內部仍有「異見」,那也是「他們家的事兒」,不是嗎?再者,有沒有「政治力介入」台大校長遴選「報教育部聘任」案?教育部其實只要誠實說明期間的決策過程,亦即除了公佈所有會議時間、地點、參與人員與決議情形,也公開部長所有的通聯記錄,事實真相即可揭曉,不是嗎?重點是本案凸顯出來的政治與學術交纏不清問題。關鍵是台灣各大學高度仰賴教育部資源,中央集權又集錢的教育部,又被視同一般政務官任命,與政治結緣太深。另一方面,大學教授學術研究也高度仰賴科技部,因此常被迫追隨科技部政策,偏偏科技部(與教育部)政策常隨民意風向飄,部長還得到立法院接受政客質詢(操弄),高教(與學術)和政治因此難分難解!

換言之,最嚴重的問題,是教育部如此離譜行徑,已然牴觸大學法第1條:「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關鍵是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本來就該如此!試想政治綁架學術,研究如何有創意?試問政治凌駕教育,一下子藍、一下子綠,學校要怎麼辦?問題是在如此政治的教育行政當局領導之下,台灣高教將何去何從?試問我們的高教要如何有國際競爭力?

恰巧不巧就是這麼巧!2月11日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公布第29任校長為現年66歲巴考(Lawrence S. Bacow)。哈佛校長遴選委員會主席威廉‧李(William Lee)透露,巴考原為遴選委員會的成員。然而委員會有人建議她是可以考慮的校長人選,經徵詢本人意願後,他自動辭去遴選委員一職,並當選了新任校長。」(2018年2月12日風傳媒蔡亦寧)巴考真金不怕火煉,哈佛校長遴選委員會內舉也不避親,因而得以選出「美國高等教育界裡相當嫻熟、受景仰、具洞察力與影響力的領導者。」試問此種情況可能在台灣發生嗎?人家可以成為世界頂大,豈是偶然?想想我們台灣距離這樣的目標好遠、好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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