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眾、記者、高層,我們可以一起做些什麼?

文/李佩雯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

日前,靠著《韓半島新聞平台》記者楊虔豪的中文字幕翻譯,我和台灣的觀眾得以在YouTube上限時觀賞由南韓獨立媒體《打破新聞》製作人崔承浩執導的紀錄片《共犯們—掌控媒體的陰謀》。

我終於第一次,不是透過韓劇,而是藉著真實事件的影片去理解南韓兩大公共電視台KBS和MBC,自2008年以來,保守派政權結合司法、警察單位聯手干預、箝制、最後被收編的過程。其中,最令我動容的是兩大電視台所屬工會發動大罷工之前,電視台時事新聞部工作人員不惜冒著失去工作的危險,與電視台高層對抗,誓言捍衛新聞自由、倫理與價值的驚人場面。

收看的當下,我忍不住落淚。我也才明白,為什麼近年來只要看了新聞事業揭發重要弊案或醜聞的消息(像是最近好萊塢知名製作人Harvey Weinstein的性侵醜聞遭紐約時報舉發,或是《驚爆焦點Spotlight》這樣根據波士頓環球報真實事蹟改編的電影),我總有種「對!新聞工作就應該是這樣」的感動。我想,台灣的新聞工作者需要被提醒的正是南韓新聞從業人員那種不甘願向下沉淪、不肯背信全國收視觀眾的堅毅精神與核心價值。

我的記者朋友在看完《共犯們》之後,懷抱著自省的心,直言不諱地說:「台灣的電視新聞從業人員並未遭到政治力的強大干預,但還是可以自己爛成這樣。」

我明白,因為新聞終日連播的流行,全球的電視新聞都有品質下滑的現象。可是在台灣似乎變本加厲,曾幾何時,「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竟然變成一則公認的笑話,大家聽過即丟,也似乎沒有可以反駁的餘地。而台灣的政論性新聞節目因為政黨色彩濃厚,就算藍綠來賓都在場,也幾乎是各說各話、互相叫罵,因此成為新聞傳播學者爭相批判的素材,不只一次地在學術研討會中被批評為禍國之根源。

事實是,台灣的主流電視新聞已經沉淪很久了。今年甫得到卓越新聞獎—最佳社會公器獎的《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其計畫主持人管中祥老師最近在一篇網誌中提到,「上傳播倫理課會不斷強調,我們不是談『道德』,而是『倫理』,談的是情境、選擇、關係、責任、承擔。」所以,在此我要提問的是:秉持著這份「傳播倫理」,身為觀眾的我們做了什麼?台灣的電視新聞記者、新聞台的高階主管,你們又選擇做了什麼?

在電影《共犯們》裡,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抗議朴槿惠前總統心腹干政的群眾見到南韓公共電視新聞工作人員,突然對其大聲斥責的場面。觀眾們心痛地大罵媒體未盡責任,媒體因為自知未盡其力,遂自慚形穢、無地自容。那一幕,我看見一批深深在乎國家社會的觀眾,與另一批明白自己責無旁貸的新聞從業人員,雙方顯露的哀傷與沉痛。

如果《共犯們》真的如楊虔豪所言,在台灣發布後觸擊率高達52萬,超過3000多人公開轉載,並且吸引許多媒體工作者走告分享;如果台灣的勞工們可以上行政院抗議勞基惡法,遠東的空服員們可以團結合作做出那樣論述清楚的抗議資方宣傳短片,那麼本來就身在媒體業的新聞工作者們,除了消極地跳槽網媒,還能如何反省、改革、找回初心?新聞業的高層們,為了節省成本,選擇天天餵養民眾行車紀錄器的片段、PTT上的內容,你們究竟視「第四權」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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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幾年前將家中的有線電視合約終止。

拒絕收看,是我目前身為觀眾唯一能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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