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影視創作享有百分百自由」一語道破為何那麼多陸生來台唸廣電系

最近大陸上映的《波西米亞狂想曲》、《風中有朵雨做的雲》因遭不同程度的刪減,讓「政治審查」備受討論。而臺灣在戒嚴時期,電影也時常因政治因素遭到禁播命運,但隨著民主化後,影視內容審查已從審查走向「分級制度」,政治審查幾乎不復存在。這段民主化的歷程如何影響臺灣電影?電影人心中是否還存在著「自我審查」,以及臺灣分級制度能給大陸什麼啟示等,多維新聞專訪臺灣知名影評人、世新大學全媒體中心主任馬斌,深度討論相關議題。

多維:最近大陸上映的《波西米亞狂想曲》、《風中有朵雨做的雲》因遭不同程度的刪減,讓「政治審查」再次被討論。請問您怎麽看大陸的電影審查制度,以及它對電影產業帶來的影響?與臺灣過去戒嚴時期的言論審查有何相同與不同?

馬斌:過去大陸電影都要通過「廣電總局」的審查後才能取得執照,自2014年4月起,中國大陸將電影審查權從廣電總局「下放」至地方的省級電影行政主管部門。但因大陸幅員廣大,我認為若審查不是以中央機構進行,每個地方政府標準又不一,衍伸的最大問題就是大家只能揣摩上意,反而變得更沒有標準,這也是一個問題。 綜合評論大陸的電影審查制度,我認為與臺灣戒嚴時期的「新聞局」差不多,都是在政府極權管治下審查影視內容,且管制標準往往仰賴「自由心證」,評審委員說不通過就是不通過。事實上,臺灣自解嚴後進步到現在,與大陸最大的差別就是,臺灣已走向用「法律」去規範,加上有「分級制度」進行適度管制後,只要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基本上都可以拍,我想這也是為什麽每年有這麽多大陸學生願意來臺灣讀廣播、電視、電影科系,因為臺灣在影視創作上幾乎享有百分之百的創作自由,在大陸就得受到種種限制。

多維:過去臺灣電影因政治因素時常被禁播,解嚴後,政府已不再對電影內容進行政治審查,而是建立一套「電影分級制度」。請問,臺灣從戒嚴到解嚴這段歷史過程,「政治審查」如何影響電影產製?根據您的觀察,臺灣電影如何經歷政治變動的過渡期?

馬斌:解嚴將電影、電視、報禁、言論制度都鬆綁了,但它其實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舉例來說,在解嚴之前,任何與二二八事件、政治有關的題目幾乎都不准上,但涉及賭博、女性剝削的內容,事實上在七零、八零年代已開始生產,至於政治內容基本上是不允許的。像是萬仁導演電影文本一向很人性化,他作品的衝擊性通常隱含在故事當中,用隱晦的方式表現,故難以從表面解讀,這得看新聞局的審查委員能否發現。 再舉一個例子,知名影星陸小芬成名作《上海社會檔桉》,導演王菊金為了衝撞體制,以大陸「文化大革命」為背景虛構故事,劇中不僅充滿血腥、暴力與情色,同時也是在諷刺臺灣現實社會,電影中陸小芬還因裸露雙乳引起社會轟動,但因故事背景講述的是大陸上海,當時並沒有遭到禁播。 由侯孝賢執導、1989年發行的《悲情城市》,則是以「二二八事件」為故事背景,獲義大利威尼斯影展首獎金獅獎造成轟動,也是臺灣第一部打進國際影壇獲獎的電影。因為臺灣的電影市場小,這類電影往往僅在文青界、電影圈受到關注,市場不見得買單,但「悲情城市」除了在從載國際影展獲獎,加上題材十分貼近社會現實,兩大因素衝擊之下,悲情城市在臺灣備受矚目,而當時不少新浪潮時期導演都是這樣走紅的。

多維:現今臺灣電影往自由市場發展,政治介入的色彩也減少了,但即便表面上政治色彩消失,但實際上針對影視產業,是否仍存在政治審查的事實?例如,臺灣對大陸電影有「配額制」,請問您怎麽看這個制度?它算是「政治審查」嗎?

馬斌:「配額制」並不能說是審查。10年前,大陸自己拍的電影不多,好看的作品更少,因此當時大陸電影來臺灣申請,連10個名額都不會滿,加上過去大陸本身電影市場尚未蓬勃,很少電影能海外發行,且臺灣市場小,從拷貝、運送、宣傳行銷等,根本無法回本。直到臺灣的金馬獎成為華人電影的指標,並開放港澳電影來參展後,越來越多大陸電影海外發行,僅僅10個配額已經供不應求,然而,儘管配額制度屢屢被詬病,但卻沒有一任政府敢完全開放,目前文化部的做法就是透過允許獲獎電影能跳過配額制直接在台上映,規則不斷放寬,儘量開放臺灣的電影市場。

多維:除了政治審查外,「市場」無形中也是另一種審查,也就是說,符合政治正確的內容較能被最終市場接受,導致「政治審查」最終內化為影業人員的「自我審查」。以臺灣電影來說,即便沒有政治審查,但在電影從業人員心中是否還存在著自我審查?這樣的審查會影響作品的內容與取向嗎?

馬斌:臺灣沒有政治審查的問題,純粹是「市場」的問題。像《大尾鱸鰻》或是小情小愛片因為就是打造成大部分人要看的電影,所以在臺灣很賣座。再以美國好萊塢電影《復仇者聯盟》為例,片商投入大錢就是要回收成本,這就是市場機制。但因為臺灣市場小,所以當出現一、兩部類似題材的賣座電影,就把市場瓜分了,一年能有三、五部電影上映就了不起了,表示進場觀眾人數固定,且這些人會互相影響。

多維:您認為,政府在臺灣電影產業應扮演何種角色?行之已久的「電影輔導金」制度能否對臺灣電影發展帶來助益?

馬斌:電影輔導金已經成為一個必須存在的東西,因為是臺灣電影人找資金的來源。我個人其實很不贊成這種作法,但無奈這已經成為一種模式,現在也無予置評。 但必須承認文化部長鄭麗君從去(2018)年開始把金融界資金帶進電影產業,她作到媒合的動作,某種程度上是成功的。這把以往不投資電影的人帶到電影裡,但碰到的永遠都是同一個問題,電影的利潤不高,回收慢。雖然這種媒合只能有短時間與某種程度的幫助,但還是感謝鄭麗君部長做這樣的事,讓某些製片人多了可能的資金來源,所以才會有《大佛普拉斯》這樣的電影,同時也讓投資方瞭解到投資電影可能產生的周邊效應。同樣的,對電影圈而言,雖然不見得能賺大錢,至少擴大一點視野。 但我認為這還是杯水車薪,因為電影產業興盛的重點在電影本身,不可能指望每十年、二十年出一部《海角七號》,或是《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更糟糕的是,像《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在大陸市場很紅,但賺的是大陸的錢,這對臺灣電影產業能有甚麽幫助? 臺灣電影產業要怎麽救是大家共同在問的問題,因為牽扯的問題與關係太多,不是拍幾部好電影就能救的,更何況對於「好電影」要如何定義也是困難的。

多維:現在大陸電影界逐漸有從審查走向分級制度的討論,正好臺灣目前採用的是分級制度,請問您認為臺灣的電影分級制度可以給大陸甚麽啟示?

馬斌:簡單而言,不可能。如臺灣過去戒嚴一樣,主權者不會放心讓創作者自由發揮題材,如果作分級就是限制住自己限制他們的權力。主權者希望最好是直達天聽的審查機構,依照禁片的標準直接規定哪部片子要禁,如此他們才能掌握管控的權力。但分級不一樣,前提是讓創作者自由發揮後再幫忙分類,頂多最多到18歲以下禁止觀看的R級。總而言之,分級歸分級,重點仍在於主權者對於影視內容的管控。

※多維新聞授權提供

原標題:從審查到分級 臺灣電影還有“看不見的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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